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促进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同时还必须看到，国家扶持的力度与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之间，客观上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整体上仍然落后于汉民族，并且某些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呈现出落差加大的趋势，这些构成我国当前处理民族利益和民族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背景。

就权力的属性定位而言，国家监察权是独立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国家权力，属于权力监督的范畴，这是此次监察体制改革的创新点。曹刚果，湘潭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用历史思维把握监察体制改革规律 以史为鉴，知古鉴今。为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巩固和发展已经形成的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和信赖，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党中央作出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创制之举，是对权力制约体制的新探索。习近平同志在论述改革问题时，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表现出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

从国家权力结构看，西方国家普遍采取三权分立的权力配置模式，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各自独立行使、互相制衡。正确的思维方法，可以推动改革的蓬勃发展。即便是有了违宪审查制度，它也不是宪法秩序和宪法发展的全部。

所以，监察权究竟是基于何种逻辑推演而出？又如何与权力划分理论进行协调？学者们在描述行政权的时候，总是试图调和民主制与集权制的逻辑，监察权的属性可否推及于此？ 在已经成熟的三种行使权力的机构之外架设国家监察机构，必须要从民主形式上进行整体考量，重新加以设计。所以，由此产生的中国宪法学的任务是什么？正是重新建构中国宪法学的规范性价值、制度结构，并形成民主过程。当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是人民意志的制度和机构载体，所行使的立法权汇集并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影响面如此巨大的国家权力，从其性质上看又是一种具有直接强制力的权力，必然会产生如何约束权力以及如何平衡相对人抗辩性权利的问题。

实际上，党与政的关系必须要回答清楚，这是中国宪法学的使命。第一种是自秦以来的御史制度。

这可以说是当下一种根本性的宪制变迁。宪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二）赋予相对人抗辩性权利 国家监察委员会所实现的全覆盖，其权力所涉对象的范围是非常广阔的，既包括所有的党员，又包括所有的公职人员，乃至企事业单位成员，从人口数量上进行估算或许上亿之众。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变革，但又面临较多的难题。

另外，把行政监察系统并入国家监察委员会后，行政部门还需不需要监察系统？监察系统并入国家监察委员会后只是一个廉政监察，如何保证行政系统有执行性？还有一个行政效能监察的问题，即如何避免政令不出中南海现象？行政效能监察如何设计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按照孙中山的设想，监察院之所以必要在于限制权力的专横，以防止过去王朝兴替的周期率。目前所有的村委会干部事实上都变成了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尽管待遇有别于公务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与审计署的张力问题，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点。

折中方案是尽量减少针对已有条款的删节、调整，主要增加有关监察机构的正当性及其授权的部分条款，此为中修。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监察委员会的创设，加之监察全面覆盖理念与目标的明确，审判机关是否需要接受监察机关的监督？或者监察机关对审判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是否有一定的界限？ 简言之，监察机关监督审判机关的法理基础并不存在，但审判机关公职人员所为的与审判职权无涉的行为，仍属监察之范围。

监察制度最先的设计是异体监督，后来发展为监察者与被监察者合一的蜕变。中国人大除了其特殊的宪制地位，还必须遵循近代以来代议自治原理，通行的包括规则自治、机构人员自治、纪律惩戒自治。

此种分类尽管遭遇了功能主义的新分权说的挑战，但因为其兼具实体性与形式性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尚未动摇。既然如此，我们选择一种制度形式，设计一类国家机构，必须要坚持人权保障的原则，以保障人权为根本目标。秉持改革的理念建设中国的宪法秩序，必然会有一种现实主义的乃至实用主义的宪法学观念。这一论述颇有特点，大约是一种较为直接的回应方式。自治分为少数民族区域自治，街道、居委会、村委会的基层自治。换句话说，新建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尽管是一个反腐败的机构，却与当下的纪委反腐有了很大差别，首先就是在理念和目标上的差异。

在我们的宪法秩序中，唯有国家的军委主席是如此设计的。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提出的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也要求《刑事诉讼法》作出相应的修改，以便经监察委员会处理的案件得以有效进入刑事诉讼等司法程序。

二是政治制度变革逻辑，变革就是打破条条框框，自古以来，变革莫不是变法，于是打破条条框框与领导层宣称的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法治思维的改革存在紧张关系。童之伟教授反对良性违宪，郝铁川教授赞成良性违宪。

兹事体大，律师不介入，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这就涉及国家监察委员会目前行使的多种权力如何定位、定性的问题，以及是否受到刑事诉讼法控制的难题。

通常来说，代议机构的自律与自治是代议政治的基本原则，国会议事自治之目的在于确保国会行使职权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使免于受其他国家机关之干预。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被忽视了，就是我们忘记了宪法的一个基础性作用，那就是它如何影响政治、如何推动政治发展。全覆盖的第一个问题，全覆盖如何监督人大？其他所有的国家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督到底是监督人大的什么？笔者的初步想法是：可以监督个人而不能监督机关。近代立宪主义发展后，尽管国家机关不一定完全对应三种权力，但基本上还是一个权力的三分模式。

大陆根本不可能照着一个固定的模板去设计国家监察委员会。山西是资源依赖型与国企垄断型的省份，是腐败重灾区，在山西试点可以积累相关反腐败的经验。

如果考虑到监察制度设置中的执政党因素，那么这个监察权的基础显然就更为复杂。作为一门成熟的繁荣的学科，我们还要在文本主义尤其是形式主义的宪法学之外，发现适应中国现实需要的、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宪法学，这就是一种面向现实的理念。

其三，监察委员会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具体到宪法文本需要修改第三条和第六十七条。过去人民监督员是检察院一家的事情，四中全会后成了司法部、人民监督员制度两家的事情，全国人民监督员的规模已有数十万。

林肯说：政府必然要么过于强大，危及人民的自由，要么过于软弱，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一切共和国都有这种内在的致命弱点吗？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就面对着权力与自由之间的张力如何化解的难题，它正是宪法的根本任务。但如果有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社会自治等，监察院未必必要。所以，研究政治改革的问题，应当提倡一种面向现实的中国宪法学。第二个制度模板是孙中山的监察院制度，在五权宪法的制度架构下，设置监察院承担监督职能。

形式主义宪法学有意忽略这一点，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们忽视了党的存在、党的领导以及党在实践中的表现，只求在体系化的结构中寻找宪法的一个领地与空间。所以，答案是明确的，只是涉及如何平衡的问题。

可以监督人大的工作人员(宣传处、政研室、办公厅等工作人员)，不能监督人大代表。之前，由于行政监察部门隶属于人民政府，其人民性不容置疑，但当下设定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名称中没有人民字样，似乎还没有很好地解释。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学者恰恰忽视了这种宪法学，忽视了对这些宪法现象的研究。我们时常讲宪法实施的概念，把加强宪法实施作为一个重要命题来对待。